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出现一种现象，高层逐渐与广大人民脱节

　　大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话旨在表明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从古至今,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有政治上的原因、有经济上的原因。

　　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原因：苏联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联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却走向了他的反面：即脱离-人民群众，走向“权贵-治国”的体制。

　　“国家”这种人类组织形式的存在，有一个内在的诉求：

　　有国家，就一定有权力分配。

　　有权力的分配，就一定会出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有统治阶级，就一定会有因为权力的魔力出现的恋权现象。

　　所以一旦某个国家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不到位，那么掌握权力的那些少数人就一定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形成小集体。

　　这就是所谓的“权贵-治国”。

　　1917年4月3日，列宁乘坐德国提供的专列，借道德国顺利归国，走上了艰难的回国夺权之路。

　　面对地狱级别难度的开局，列宁坚持梦想，绝不妥协，依靠自己的口才和主张逐步说服布党的小弟，布党人齐心协力开始在苏维埃内部占据上风。

　　而受沙皇残暴统治的普通工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听得懂列宁的主张，那就是结束战争，分土地。

　　列宁简单直白、肉眼可见的肉饼比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画的虚幻大饼更实在。

　　因此，短短半年内列宁在民意和苏维埃内部相继逆风翻盘。

　　俄罗斯人民终于和苏维埃站在了同一战线之上。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党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

　　苏俄成立后，践行诺言，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归国有，交给了广大农民使用。

　　再往后的四年时间，列宁领导的苏俄和广大人民向死而生。

　　在丧失四分之三领土的惨烈局面下，最终上下用命，团结一心战胜了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叛军，赢得了内战胜利。

　　这时候的苏俄是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战争时期，尽管“余粮征集制”让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但为了照顾大局、一致对外，苏俄百姓也能体谅。

　　新政权的初步建立，俄罗斯这片冻土上的气象焕然一新。

　　在列宁的带领下，全国上下励精图治，共同努力建设这个新国家。

　　由于缺乏经验，苏联的组织结构在列宁时期遵循的是集体领导制。

　　这种制度正常运转的前提，是有列宁这种顶着国家缔造者、组织创始人巨大光环的人镇着场子。

　　尽管遵循集体领导制，但列宁的巨大威望足以保证下面的人听从他的意见，说白了还是列宁说了算。

　　一旦开国领袖离开，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争权夺利的现象就会出现。

　　早在列宁病重卧床时，斯大林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就创造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个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证苏联干部阶层特权的制度。

　　除了斯大林高超的权斗手腕，这套制度也让他获得了大批苏联干部的支持。

　　最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了苏联的第二任话事人。

　　在斯大林时代，官员特权有：

　　1、宅地权。各级官员都有一处或几处位置极佳的别墅，特别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区。

　　2、特供权。各级官员有特设的内部餐厅、商店，按照官阶享受相应待遇。

　　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专门培养和保送制度。

　　4、特继权。高级官员的儿女可以继续享有父辈的别墅。

　　5、特卫权。高级官员都配有专属警卫。

　　6、特支权。高层官员在国家银行有特别户头，可不受限制地提取款项（这不就是苏联黑卡嘛）。

　　从这时起，苏联正式走上“权贵-治国”的道路，苏联高层开始和广大人民背离。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他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同时也否定了斯大林的官员特权制度。

　　赫鲁晓夫是苏联第一个对腐败行为宣战的人。

　　但最终因为没有控制好力度，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利益，被自己亲手提拔的小弟勃列日涅夫抢班夺权。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标着着，苏联全面腐败、彻底狂欢的开始。

　　他全面废除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制度，包括恢复了官员任命制和终身制，以及干部特权制度。

　　赫鲁晓夫时期采用的官员轮换制度和任期制，一个干部在一个职位上一般干三到四年。

　　到了勃列日涅夫这里，只要活得够久，就可以一直干到死。

　　终身制嘛，活一天干一天。

　　在勃列日涅夫带头“消费”下，苏联官员特权泛滥成灾，苏联进入全员贪腐时期。

　　由于苏联的领导权没有血统维系，那就只能靠“自己人”和“小团体”支持。

　　因此，勃列日涅夫在苏共高层搞出了“同学会”和“第聂伯帮”。

　　勃列日涅夫举贤不避亲，不是自己的同学就是曾经在“第聂伯”的老部下，他们全都身居高位。

　　当苏联高层代表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脱离了人民利益后，苏联就由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变成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家天下”。

因此，从苏联的前四任领导人来看，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当列宁得知人民在修铁路时，他会扛起一根木头，带领战友们把它抬去工地和人民一起修路；

　　当斯大林得知人民在修铁路时，他看着脚边的木头没有抬，只是沿着新修的铁路巡视了一番；

　　当赫鲁晓夫得知人民修建铁路钢轨不够用时，他下令把前面铺好的铁轨拆下来，再铺到后面去；

　　当勃列日涅夫得知人民修铁路时，却躲在车厢里，放下窗帘，命令手下摇晃车厢，假装火车在前进。

　　这几段话揭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就是从列宁到斯大林，再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和广大人民群众脱节，高层与人民之间出现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当苏联高层和人民的关系紧张时，就大大减缓了计划经济的运转，使得苏联的病症进一步恶化。

　　最终，苏联的内部矛盾在经济、政治、思想的互相推动下不断发酵。

　　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代，苏联的“权贵化”道路终于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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