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俗立法 因时施治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这是《商君书·算地》中关于法治建设应当遵循国家、社会、民众实际的经典论断,意为法律欲发挥其治理效能,必须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实现法律与社会的协同共生。反之,即便立法众多、事务繁剧,也易导致民乱而功绩寥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此句,表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充分尊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自先秦以来,风俗被纳入政治范畴予以观察、记录、评判和改造,“采风观政”“议政论俗”等文化传统由此形成。战国时期,列国竞逐决定了富国强兵成为各国的政治目标。在此背景下,商鞅提出“观俗立法”与“察国事本”的治理理念,与其所言“错法而俗成”形成理论闭环。由破而立,集中展示了先秦法家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建构体系。《商君书》之“俗”具有多元内涵,《壹言》篇所言“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与《立本》篇所言“错法而俗成”“俗生于法而万转”等观点均指向以法化俗的理念,即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实现移风易俗,进而达成更高远的政治目标。而《算地》篇中的“观俗立法”并非泛指对风土民俗的观察,而是对人性中“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趋利本质之洞察,以此为基础进行立法,将个人需求融入国家发展,如通过军功爵制激励战功、以赏耕织促进生产等制度设计实现“俗”与“法”的结合;而“察国事本”则强调立法须紧扣时下国策,通过“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集中民力用于“农战”,亦即要求立法必须牢牢把握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阶段与核心利益。立法者观俗立法,再通过法的执行影响社会意识,“法”成为一种积极建构社会新秩序、传播文化及伦理观念的政治工具,最终内化为服务于“国事本”之新风俗。

　　《周礼》曰:“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将政治教化与行为习惯进行联系。历代统治者视风俗为治国理政之重要参照,从上古时期的采诗官,到汉代的风俗使、唐代的按察使,再到清代的观风整俗使等,统治者通过派遣使者巡察风俗了解民情,并依此制定或调整相应政策,力图塑造符合统治需要的社会风貌。这一将风俗政治化的悠久传统,为观俗立法、察国事本提供了行动指南,其影响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得到具象呈现。南宋名公们以“观风省俗”“观风问俗”为职,在审理户婚、田土、钱债等一类“薄物细故”时,常援引乡例、俗情作为裁判依据或说理依据。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任官时曾勉谕僚属:“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这一理念在判决中得以贯彻,名公们常在判词末尾申明判决的社会意义,如真德秀“俾得以为孝养之资,亦所以广风励之意”以及胡石壁“当行褒赏,以为风俗之劝”等,其用意均在将司法裁判与风俗教化紧密结合,使判决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古代中国基于现实、顺应民俗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者对客观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与民情风俗的认知与尊重,通过使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结构以及国家核心利益相适应,亦能够开创出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为后世所称颂的盛世景象。当然,传统的观俗立法、察国事本终究难以突破其时代与体制的局限,但蕴藏其后的精神性、经验性的文化形式,对后世具有启迪与借鉴意义。

　　法治发展以文化传承为规律,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可见“观俗立法”“察国事本”在新时代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中被赋予的时代内涵。具体而言,“观俗立法”要求法治建设必须扎根中国社会土壤。这一理念在立法中表现为对民意、民智的广泛吸纳与汇集,确保法律规范与社情民意趋于一致。以民法典的编纂为例,立法者立足我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将公序良俗确立为基本原则,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序良俗规范体系建设,从而促使“俗”“法”之有机融合。而“察国事本”则要求法治建设必须紧扣时代中心任务。对“国事本”的认知引导着法治工作的方向与决策。例如,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与之相适应,我国不仅对环境保护法等已有法律进行修订与完善,还制定长江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专项法律,尽可能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正是在制度层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法治手段回应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在我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制度规则与因事制宜相辅相成,理想之“善治”植根于对民俗风情的深刻体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面向未来,应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系统总结“观俗”与“察本”中所蕴含的治理智慧,进一步激活其当代价值,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历史参照和实践指引。